圣水峪调研报告（二）

　　4）究其风水

　　墓穴的选择讲究风水，历代帝王占尽世上之大风水，以永保基业庇佑后代。本地千百 年来一直流传着“三山不出头，必定出王侯”的说法，衡高唐王墓的所在正契合这一说法。

　　道教有一种观察存在于现象界形相、趋吉避凶的方术“相”，其中墓相（风水）是通过选地安葬祖先，而达到后代子孙荫庇的一种方术。明朝，青州地区道教兴盛，衡王朱祐楎崇奉道教［12］，其子高唐王朱厚煐亦明显受道教“墓相”之说的影响，从而将墓地选定在全真教修真宫东方风水##的龙山之原，左青龙右白虎世世代代守护在两侧，永 远庇佑着后世子孙。

　　3、衡藩宁阳王与白衣观音庵

　　白衣观音庵位于修真宫以西（原临朐县礼义社），现存石质匾额“白衣观音庵”，匾额左侧刻有“衡藩宁阳王载垿斋沐拜书”，下面加盖王印“宁阳王书”。宁阳王朱载垿——##代宁阳王，第二代衡王朱厚燆庶五子，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封宁阳王。一个郡王给偏僻山谷中的尼姑庵题名，难道仅仅是为了积功德？或许这里有他的至亲，或许这里有他心仪的女子皈依佛门，或许是为了在原来基础上重新建立一座规模更大的尼姑庵来传播佛法，不管是为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宁阳王与白衣观音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座由郡王题名的尼姑庵必定有着特殊地位。

　　根据《明史》卷一百四诸王年表和清光绪《益都县图志》卷四十七外传记载：“宁阳王载垿，庄庶五子，嘉靖二十五年封，薨”，文字表明朱载垿在受封宁阳王的当年就去世了，那么白衣观音庵匾额题名只可能发生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但是匾额的右侧刻有“万历癸巳孟夏朔日建立”，表明白衣观音庵是在宁阳王去世47年后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建立。白衣观音庵拖延了47年才建立的原因，我们已经无从查证，但宁阳王的题名和王印永 远刻在了石质匾额之上，诉说着它曾经的历史。

　　4、明亡后人避难圣水峪

　　顺治元年（1644年），末代衡王朱由棷降清，顺治三年，朱由棷被冠以谋反罪名处死，衡王府被抄［13］。衡王府被抄的同时，不少宗亲被抓被杀，其余四散逃命，其中的一部分人来到圣水峪附近，隐姓埋名，定居下来，为朱氏留下了一支血脉，繁衍至今已经三百六十余载。

　　明、清时期圣水峪隶属临朐县管辖，恰处临朐县与衡王府所在的益都县交界处，属于当时临朐县行政管辖的##边缘地区，也超出了益都县官府追捕范围。衡高唐王墓在圣水峪的龙山之原，高唐王的后人定居圣水峪守墓，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朱姓才迁离圣水峪，所以清初这里有朱氏宗亲。往昔衡王府成员常到圣水峪拜祭神像及宋太祖赵匡胤御赐龙牌，加之游山玩水，对这里的环境比较熟悉，容易躲藏，那么对于衡王后人来说圣水峪是##的避难去处。

　　现在壮汉庙村的霰氏族人就是避难至此的衡王后人。衡王府被抄后，衡王朱由棷的儿子朱安和女儿朱嫣在王妃洪英瑶的带领下混入戏班子逃离王府，为逃避清廷追杀，保全性命，逃入青州南部大山深坳的圣水峪。时值初冬，天降霰雪，王妃决定隐姓埋名，改朱姓为霰氏，改姓霰意在“雨字当头，雨从水从云；寄托帝室王族，天难过后，必将甘霖重来，福泽润化天下万物。”历经两次抄家灭族［14］，朱氏已所剩无几，为保全朱氏血脉，##终在康熙初年他们定居在了苏家井。苏家井（今壮汉庙）地处圣水峪西北部的山谷中，在圣水峪修真宫的田土范围内，是宋太祖赵匡胤赐给修真宫的宫田，那里群山环抱，隐密闭塞，人口少，民风纯朴，乡亲善良忠厚，是一处藏身栖息的好地方。

　　根据《明正德八年重修碑》，修真宫田土四至“东至潘家河沟，南至南山分水岭，西至西山分水岭，北至苏家井中心为界”，潘家河沟已经不可考，但修真宫的田土范围至少包括今壮汉庙村东部和南部、薄板台村、上院村和下院村，占地两万余亩，由此可见，当时的修真宫拥有大量的土地，当地多数农民靠租种修真宫土地为生，衡王后人为了生存必然要租种土地，因而修真宫道士将土地租给曾经给予修真宫大力支持的衡王后人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说，衡王后人逃到圣水峪避难，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其一，这里地处偏僻，容易躲藏，清兵不易查到，也没有远离他们曾经生长生活过的地方；其二，这里有衡王府留下的遗迹，他们熟悉这里的环境；其三，衡高唐王的后人在此守墓，在这里有他们的亲人，又可以守护先祖坟墓；再者，修真宫有大量土地可以租种，凭借衡王府与修真宫以往的良好关系，衡王后人可以租田耕种维持生活。

　　（三）五代功名聂氏家族

　　1、旗杆底下翰林院

　　在上院村，圣水河北岸有两棵千年古槐，东边一颗较粗的胸径5.3米，为青州古槐之##。虽然年代久远，两棵古槐仍枝繁叶茂，树枝一直延伸到翰林院中。翰林院是村民对聂氏家族祖宅的惯称，因为清代在此居住的聂庄曾任翰林院检讨［15］，村中百姓将聂家宅院叫做翰林院，又因为聂家门前立有四根旗杆，聂家还被称为“旗杆底下”。

　　翰林院分东西宅院，西宅院属于明经进士聂克勤，东宅院属于翰林院检讨聂庄。东西宅院建筑风格与格局基本相同，均为传统青砖木结构房屋，古朴典雅，厅房前出厦，左右各有一间厢房、耳屋及数间东西配房，两处宅院均有两重门，聂克勤的宅院两重门之间是聂世家族的学堂，凡是聂氏子弟均可在此读书，大门门楼长4米、宽3.6米、高近4米，由青砖砌筑青瓦盖顶，大门正上悬挂宽2米高1.5米的牌匾，西大门牌匾上书“明经进士第”，东大门牌匾上书“翰林第”［16］，大门外有五级石阶，石阶左右分别是青石质高1米、长1.2米、宽0.4米的上、下马石。聂克勤和聂庄宅院大门两侧6米处分别立有2根旗杆，旗杆由##松木制成，高8米多，直径约23厘米，旗杆顶以下2米处镶有大口朝上的木斗，据村民讲文革以前聂庄门前的旗杆一根上有两个斗，另一根还剩半个，原来究竟有几个已经没有人知道。旗杆墩高1.2米，由上下两块夹石和青砖筑成，上下夹石均为边长0.94米的正方形、厚0.15米的青石，中央有一直径24厘米的圆形洞，用于固定旗杆，夹石中间由青砖砌筑，

　　立旗杆是古代用于体现获得功名的一种形式，读书人有朝一日一举高中求得功名，中央或者地方州府会赐一副旗杆，立于高中者府第、祖宅或祠堂前，这不仅是高中者的荣耀，也是整个家族的荣誉。聂家一家门前就立有两副旗杆，展示着聂家的荣耀，可惜随着岁月流逝，象征着科第和功名的旗杆已经被毁坏，仅剩几块旗杆石，翰林院也在村庄规划后被拆除。

　　2、五代功名

　　科举制度［17］是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使得更多的庶族知识分子有报效##的机会，是古代读书人尤其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进入政界的主要途径。科举制度要通过不同等级考试，经过层层选拔，古往今来，多少人寒窗苦读，希望有朝一日金榜题名，衣锦还乡，但实现科甲登名的少之又少。要从千百万学子中脱颖而出，靠的是真才实学，一家有一个人获取功名已经不易，聂氏家族连续五代共有42人获得功名，其中进士1人、举人1人，恩荣八品2人，贡生、太学生［18］、监生［19］、庠生、武庠生［20］共38人，在养老院（今上院村）的就有8人，其中##为有名的是进士聂克勤和翰林院检讨聂庄。

　　根据《聂氏族谱》、《文登县志》和《光绪临朐县志》记载：聂克勤，聂氏十二世孙，字纯修，邑西北养老院人，自幼聪颖过人，长宜敦敏好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耿介正直，取与不苟。乾隆庚寅赴省考，有泺源书院陶某者，以千金觅代倩，或荐克勤。克勤谢曰：“吾以父母命应试为家声耳。行险侥幸，固不忍辱亲为之。”后陶某事发，论如律，时人服其有守。乾隆三十七年得中明经进士，官文登训导、登州府修职左郎并代理文登县令。为官清正廉明，明正不阿，政绩##，深受百姓爱戴，告归，一骑萧然而已。为文简约俊逸，十八岁（乾隆九年）即撰书修真宫碑文。邑人王嘉宾著《古郱纪略》，列之“文苑传”中，称其文规摹司马迁，必求得其神骨，比之宋欧阳修，明茅坤。惜其文逸不传，采访无所得。聂克勤告老还乡后，不忘教育子孙，开创了五代功名的辉煌时代。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聂克勤至登州府文登县担任训导。登州是重要海外贸易港口和海防要塞，倭患、匪患不绝，登州府官员甚是难当，纷纷上书调离，因聂克勤在文登县治理有方，压制匪患，有效的维护了地方秩序，嘉庆皇帝于嘉庆元年（1796年）颁圣旨调聂克勤为登州府修职左郎并代理文登县令。圣旨长约140厘米，宽约40厘米，以明黄蚕丝绫锦为底，祥云底纹，镶明黄色花边，用墨黑色书写，从右到左，汉文在前，满文在后，两种文字向圣旨中间延伸，两枚朱红大印钤于圣旨中间，只可惜圣旨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于2008年被骗子骗走，无迹可寻。现聂家仅存官员出行举的两面牌子，宽约60厘米，高80厘米，红底黑字，上书“壬辰明经进士”、“勅授修职左郎”，足以证明聂氏克勤曾经的辉煌仕途。

　　此外，聂氏家族##为有名的人物就数前面提及的翰林院检讨聂庄了。聂庄是聂氏十六世孙，号敬轩，生于1808年，出身名门世家，自幼聪明好学，文才出众，成而胸怀锦绣，腹隐珠玑。奈家道中落，以教书行医为业，虽有辅国之才，独缺川资而无缘应试，常以己之精 品售予他人，而他人以其作品得中者有之。其弟子得中者，为感师恩出资助之，同治九年（1870年）故得以入试，一举成名，皇帝感其高龄尚有如此进取之志，而钦赐举人，1871年授翰林院检讨之职。

　　四十二位聂氏成员登科第获功名，使聂氏家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门望族，连续五代获得功名，更是光宗耀祖百余载。如今历尽沧桑的聂氏家族，分布在各地繁衍，继续传承着聂氏家族的进取精神，上院村的翰林院拆除后，聂氏后人依旧住在千年古槐的四周，接受着古槐的荫庇。

　　四、东西文化、宗教圣地

　　（一）佛教  白衣观音庵 、清凉寺

　　佛教起源于印度，是世界三大宗教中历史##为悠久的宗教，于东汉时传入我国，在统治阶 级的支持下，逐渐成为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尤其在魏晋南北朝、唐、元、明、清几个朝代，佛教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佛教在中国传播近两千年，在各地留下了大量文化遗产，其中，青州市圣水峪就有存有不少佛教遗迹，这里曾先后出土过部分佛像莲花座与佛教经幢等文物，尤其是白衣观音庵遗址和清凉寺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圣水峪曾经是佛教文化的兴盛之地。

　　1.白衣观音庵

　　白衣观音庵(旧属临朐县)位于龙门山东侧山脚下，坐北朝南，前有圣水河，后依小团山。目前，白衣观音庵早已被夷为平地，种上了果树，但周围还有成片的残砖断瓦，在此耕种的村民也时常挖到砖块和瓦片等。相传，白衣观音庵前有石铺甬道及台阶七层，庵山门一大间，门上嵌有“白衣观音庵”石额，山门旁有小耳屋，庵内有前殿后殿各三间，前殿前出廊，有月台，左右各有配房五间，庵内还有刻石七方，殿内 供奉观音菩萨神像。

　　据说此庵原名叫“莲花庵”，建于何时已不可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村民马振安在开荒地时发现了一块砖质牌匾，上面有“莲花庵”、“天统元年”字样，该牌匾由马振安推回家，垒在院墙上，在村庄规划时损毁。其中提到的“天统”是北齐后主高纬年号，天统元年是公元565年，这可以证明，在南北朝的北齐时代，莲花庵已经存在。这块砖质牌匾恰与2001年重修修真宫时出土的北齐佛像莲花座同一时期，这表明早在北齐时代，圣水峪的佛教比较兴盛。后来，又有村民开荒地在那片废墟中发现刻有“白衣观音庵”的石质匾额，该匾额高43厘米、宽175厘米、厚12厘米，匾额由衡藩宁阳王朱载垿题写，并加盖了王印，匾额还刻有“万历癸巳孟夏朔日建立”。据此推测，一千多年后的万历癸巳年（1593年），白衣观音庵在莲花庵的基础之上建成。

　　2.清凉寺

　　清凉山位于弥河以西平原与山地接壤的地方，在圣水峪的##东南部，登高远眺，四周山色尽收眼底，山上苍松劲挺，清凉寺（旧属临朐县礼义社）便掩映其中。该寺东西25米，南北20米，占地面积约近800平方米，当地称之为清凉老母庙；该寺建于何时已不可考，其主体已在解放后被拆毁，现仅剩残垣断壁。寺中石碑亦遭破坏，仅保留一块清代石碑碑头，上刻“新修大门影壁库楼题名碑记”字样，说明在立此碑之前清凉寺仅有正殿和配房，经过清朝某个时间新修大门、影壁、库楼才有了后来的规模。据年长者回忆，清凉寺坐北朝南，正殿中供奉清凉老母像，正殿左右各有配房一间，院子东侧有库楼一座，西侧有立有石碑五块，院子中央是正对大门的影壁。每当村中有小孩生病，孩子的父母就会到寺中烧香拜祭，清凉老母会保佑孩子们健康。一直到解放前庙中还住有多名出家人，后为躲避战乱俱离寺下山。由于清凉山地处战略要地，站在山顶就能够观察到青州市南部和临朐县城全景，所以在解放战争时期，清凉寺还曾被解放军作为前方哨所。

　　白衣观音庵和清凉寺曾经的历史已经随时间流逝消失了，但她的存在证明了佛教曾经在圣水峪兴盛过，而且跨越了一千年多年。

　　（二）道教

　　1、修心养性之处全真道修真宫

　　道教作为影响中国千年之久的三大思想派系之一，其思想渊源为先秦道家以及神仙家，其组织雏形亦可追溯到战国秦汉间的方仙道和黄老道，道教正式建立教团组织，则以张道陵天师在东汉顺帝年间创立正一盟威道为标志，故道教传承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21］。后又分化出许多派别，全真教是王重阳于金大定七年（1167年）在山东创立的“新道教”，由于其弟子邱处机一度受到成吉思汗的优宠，全真教在元朝达到了鼎盛时期，之后，全真教历经兴衰，直至清初，全真教在龙门派的带动下出现了短暂的复兴，龙门派也因此成为全真教乃至整个道教的##有影响力的派系之一［22］。

　　全真教创教于山东半岛，是山东道教的主要派别，在山东境内至今仍保存有大量文化遗迹，青州市弥河镇上院村西的全真修真宫就是其中之一。修真宫南临青山，北依松林，西有龙王庙、逄山殿遗址，门前古槐多姿，泉水清澈，自古为青州之胜景；据古碑 “秦松汉柏”之说该寺院应建于秦末汉初；从修真宫出土的北齐佛像基座及附近白衣观音庵遗址分析，这里曾是佛教寺院，应在唐朝末年被改为道观。现在修真宫院落为三进格局，南北44米，东西18.75米，由外及内依次为青龙白虎殿、三清殿和玉皇殿；青龙白虎殿东西分别有（鲸音）钟楼和（鼙韵）鼓楼，晨钟暮鼓，烟雾缭绕，俨然世外仙境；玉皇殿内 供奉宋太祖御赐龙牌，上书“皇帝万岁万万岁”。修真宫现存碑刻十二通，其中御碑二通，年代##为久远的一方为元代刻立，规制宏大，上为盘龙碑首，下有赑屃碑座，雕工精美，可惜碑身已被损毁，仅残存部分碑石，此外还有一方明正德八年重修碑，高3米，为青州现存第二高碑［23］，这些古碑记载了修真宫的兴衰，铭刻了修真宫的幸事，为研究全真教龙门派的起源与发展和衡王世家的历史提供了参考依据。修真宫三面环山，花木繁盛，圣水泉常年喷涌不断，四季长流，是一处充满了文化底蕴、紫气环绕的好地方。

　　1）修真养性之洞天福地

 　　“真”就是自然、纯朴、诚实、不虚假；全真即是至真、至善，是圆融无碍的，是尽善尽美的合一，是万全事物之本真，这个本真就是万物蕴含的道。［24］“修真”指学道修行，求得真我，去伪存真为修真。修真之名，古已有之，俗曰“修道”。真人乃修道人的##境界，修持者均应胸怀大志，高瞻远瞩，终生勤奋，刻苦修持，德功并进，以求达到真人、真仙的上乘境界，故曰修真［25］。所以说修真就是修道，以修神，修气，修性，修体为要诀，通过对自身的不断修行，不断的找出自身的不足让自己更了解自己。

　　道教崇向山林，以修真成仙为目标，认为入山修炼，可以感受山中灵气，居于清静之地可以远离尘世腥膻，又能得到神灵保护和仙真高道指点；道教养 生要旨，在于清静、无为，这就应该排除尘世俗务，正心诚意，山中丰富的矿物质和药用植物，为道士采炼丹药制作仙丹提供了条件，正是道士们修炼##理想的地方，因此众多道士居山林潜心修道，道教宫观多坐落于风光秀丽的大山，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是修真养性、任物自然长育的地方。

　　修真宫“前有流水，后有高岗，左有层崖石壁，右有龙门山，巍巍峨峨，群山葱翠，凭高远望，东连广野，接于巨川。其宫之迤西，去地五百尺，清泉潺潺湲湲，涓涓滴滴，水旱不知，游鱼出没于清波，鸣禽奏管于乔木，樵歌牧吹于山野，林木蓊郁，负磈磊而绝尘嚣，此神仙之居［26］”，由此可见，修真宫背山面水，周围风景秀丽，是以内丹修炼为主的全真道士修道的理想场所，亦是人们远离城市喧嚣、贴近自然、修心养性的##去处。

　　2）近代巨变

　　民国初期，修真宫南北长约60米，东西宽为45米；宫门称为青龙白虎殿，其东西分别是钟楼和鼓楼，宫门以北依次是三清殿、玉皇殿；三清殿内 供有道教的##尊神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玉皇殿内 供有“镇宫之宝”——宋太祖赵匡胤御赐龙牌［27］、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和八卦诸神［28］等神像；三清殿西为逄山殿和道房，宫东侧为仓库；当时修真宫内存有古碑二十七通，其中包括皇帝御赐石碑两通，一通仅剩赑屃和龙盘碑帽，另一通仅剩赑屃残块；宫内有古松十棵，宫周围分布古松逾百棵，这些古树枝繁叶茂，两个成年人合围也抱不过来的古松就有二十多棵。

　　修真宫延续千余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修真宫内尚有道众十人，香火不断。民国三十二年（1942年），时任礼义社长强行将修真宫近百棵大松树砍伐，在修真宫主持王通香道长的再三恳求下，才保留三棵。1947年春，解放军同国民 党军队在莱芜、沂水、临朐等地展开激烈战斗，当地一些反动势力和土匪趁乱抢掠百姓财物，修真宫也难逃劫难，王道长被迫携带“万岁牌位”到养老院村西一农户家居住。1949年春，桑村小学校长带领学生以破除迷信为由将宫中所有神像全部砸掉，没有砸坏的让学生拖到了宫外河里。1956年，本村学校缺少桌凳，宫内仅剩的三棵松树被伐掉做了桌凳；文革期间“万岁牌位”也被毁掉了。从解放初期到1980年修真宫一直是村里林业队、铁匠铺、水利队驻地；1968年兴修水利和发展农村机械化，部分石碑被用来做了柴油机底座，较好的石碑用于重修卧龙桥、铺渡槽和水渠，明正德八年重修碑做了粮食囤底。1980年以后，村里将林业承包到户，因无人管理修真宫墙倒屋塌，断壁残垣，杂草丛生，除三清殿东西山墙和钟楼外已变成一片废墟了。

　　至此，“制度##，气象森严”的修真宫已景象萧条，碑文中提到的“秦松汉柏”、“大松数十”、“龙牌”已不见踪影，石碑也都在建设中派上了用场，也正是因为修工程需要石材，这些石碑才得以保留下来，为解读修真宫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为研究全真教龙门派的起源与发展以及衡王世家提供了实物证据。

　　2001年，时逢太平盛世，村民赵传国为使家乡古迹再现，传承历史文化，决定重修修真宫，并得到许多村民的响应并捐款。同时他找到村中年长者和1950年离开修真宫的##几位道士［29］了解情况，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和资料，重修了卧龙桥、青龙白虎殿、三清殿、玉皇殿、钟楼、鼓楼和围墙，重塑神像，将找回的十二通石碑（古碑残片；赑屃御碑；《明正德八年重修碑》；《明万历十六年重修碑》；《明万历三十三年重修碑》；《明末重修碑》；《清康熙四十年重妆修真宫三清神像记碑》；《清康熙五十二年重修碑》；《清乾隆九年重修碑》；《清嘉庆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清嘉庆十二年信女题名碑》；《清光绪二十七年重修碑》）移到宫内重新安放。重修后的修真宫焕然一新，在新时代以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3）创建时间

　　对于修真宫的创建时间，早在明代就已不可考。修真宫现存四块明碑在谈及其始创时间时，皆含糊其词。《明正德八年重修碑》言:“神宫之所，不知起于何时、建于何代。”《明万历十六年重修碑》称修真宫“不知建自何代”。《明万历三十三年重修碑》言:“其秦松汉柏、古碣龙碑，盖不知建于何时。”《明末重修碑》言:“其始创不可考。”但明清两代临朐方志，对于修真宫的创建时间却有记载。光绪《临朐县志》认为修真宫创建于宋代，其言:“修真宫，在县北十里养老院，宋建，元时修。”嘉靖《临朐县志》认为修真宫创建于元代，其言:“修真宫，在县北十里，元时建。”显然，现存方志资料对于修真宫的创建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即宋代说与元代说。由于方志资料讹误很多，且各种方志又存在矛盾，因此，要弄清修真宫到底创建于宋代还是元代，必须经过一番详细的考证。［30］

修真宫内现存魏国升撰《清嘉庆十二年重修玉皇殿序碑》言:“养老院庄西有观曰修真宫……余弱冠时，受业于锡侯聂夫子，暇则世兄西园公华翰偕余游之。读其碑，知元奉勅重修，明衡府捐银重修，其曰肇自炎宋，盖传语也。”显然，魏国升认为修真宫始创于宋代之说只是“传语”，并非事实。魏国升生存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当时修真宫碑刻尚未遭到破坏，而且从其言“读其碑，知元奉勅重修”来看，他显然读了修真宫当时存在的碑刻，而他仍然认为修真宫“肇自炎宋”乃“传语”，这说明修真宫当时所存碑刻中，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创建于宋代。在现存所有史料中，只有清光绪《临朐县志》认为修真宫创建于宋代，以往的史料并没有修真宫创建于宋代的说法。这说明在清光绪以前，一般认为修真宫创建于元代，而不是宋代。清光绪《临朐县志》关于修真宫创建于宋代的说法很可能来源于赵匡胤在修真宫养病的传说，有实物证据，即赵匡胤御赐“龙牌”，这个牌位一直供奉于修真宫之内，《清乾隆九年重修碑》说:“视殿宇，观神像，谒龙牌。”其中所言之“龙牌”即此。上院村稍微年长一些的村民都曾亲眼见过这个牌位，至今还能明确说出它的尺寸大小。20世纪60年代，“龙牌”被毁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和“万岁牌位”的存在，当地村民一直传言修真宫始建于宋代。清光绪《临朐县志》很可能是采纳了这种说法才认为修真宫为“宋时建”。

　　在重修修真宫时发现了一些佛教经幢和北齐佛像基座，以及附近白衣观音庵遗址，博物馆专家推测修真宫这个地方在宋代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存在，只是当时不是道观而是佛寺，后来才改为道观。修真宫周围有很多古老的松柏，这些古树非常粗大，若没有上千年是长不到这么大的，在理论上这些推断是合理的。金末元初，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之后，凭借成吉思汗赐予的各项特权，全真道得以飞速发展，当时许多废弃的佛寺被改为道观，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与释祥迈的《大元至元辩伪录》对此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修真宫是元初由佛寺改建而成，不是没有可能。

　　在重修修真宫时，还发现了一块石碑残片，能够清晰的辨别出“记”、“县”、“贞祐元年十”、“谷道士陈”和“机”。贞祐元年是1213年，当时正处于金、元、南宋对峙阶段，贞祐是金宣宗的年号，碑文内容中用到金国皇帝年号说明立碑时的山东在金的统治之下。根据青州历史，南宋末年，宋金长期战争对峙，蒙古国开始发起对金国的战争，1213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陷益都府（今青州），不守而去；1217年，蒙古名将木华黎又率大军攻下益都府城，弃城去，府卒张林乘机掌管府事，归附李全，益都又纳入南宋版图；之后的战争都在蒙古与南宋之间，也就是说金在1217年以后就不再统治青州地区［31］，所以此碑应立于1217年之前，碑文中提到贞祐元年说明至少立碑时已经是贞祐元年，因此这块碑应立于金统治青州的1213年到1217年之间，此时的南宋政权还存在，可以说在南宋中后期修真宫已经存在。碑文中提到“道士”，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修真宫已经与道教有关，但还不能断定这里已经是道观，因此当时属于哪个教派还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