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与派字谱的形成（二）

　　二、元代已有宗派之分化，但无派字诗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金元时期，全真教尚无派字诗之类旨在确立宗派认同、标明传承辈份的谱系出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元代全真教内部没有宗派的分化。像陈教友所断言的“诸派之兴，其起于明代”，只能理解为具有正式名称标识的宗派迄今为止在元代尚未发现，因而可能起于明代。至于全真教内部各种大小宗派并立，自王重阳仙逝，七真分门授徒之时，就一直存在，并贯穿于全真教发展的始终。其实只要我们认真考察全真教发展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其中存在一种基本的扩张模式，此即通过宗枝的不断繁衍分化来达成其发展。这一过程可以描述为由祖师至徒弟再至徒孙至重孙……，再无尽演化，直至传承中断。这一发展模式颇为类似树的分枝生长，因此我们不妨称之为树形模式。全真教发展之所以能够超迈其它道教派别，这种树形繁衍模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此只要我们读读《道家金石略》中载録的宫观碑记，就会对此有深刻的映象。因为一座新宫、观、庵、庙的创建往往就是一个宗系繁衍的物化见证。
      1.宗派的分化与宫观分布
      考察金元时期全真教宗派的繁衍分化还可以从宫观的地理分布及其宗派归属着手。我们知道既使在元代全真教大宗师权力鼎盛时期，尽管他们能够通过诸如赐予紫衣师号、宫观名称、任免宫观提点等方式，以实现对辖区内大小宫观的有效##，但也无法改变教内各宗系对宫观实行实际控制的事实，当然更无法平衡各宗系力量对比。这就使得其内部各宗系发展并不均衡，有的宗派象丘处机一系由于历史原因难免一支独秀，有的可能中道衰亡，甚至更换门庭。
      从元代全真教宫观分布的具体情形看，其宫观群体主要集中于像燕京、陕西、山东、河南、山西等存有祖师、宗师遗迹的地区。一般而言，这些特定地区往往以一座核心宫观为主体，再环以大大小小的下院别业，从而形成网络状的宫观群体。像燕京长春宫（堂下）、陕西终南重阳宫（祖庭）、宗圣宫，山西永乐纯阳宫（东祖庭），河南开封朝元宫、鹿邑太清宫，山东东华宫等等，在元代都曾是全真教宫观网络的枢纽。以它们为中心，形成一座座宫观群，而各宗系的力量就以不均衡的方式在其中交叉繁衍生息。例如作为元代全真教大本营的燕京长春宫，由于丘处机晚年栖居并升霞于此，因此理所当然丘门一系势力占压倒多数，其它各宗系在此找不到生存空间。相反在陕西终南重阳万寿宫，由于系祖师王重阳发迹之地，在金元以后一直被尊为全真教的祖庭，地位为崇高，然而在历##由于马丹阳一直在此苦心经营，因此丹阳门下势力在此无疑占有优势，尽管后来在祖庭营建过程中，郝太古一系的李志源、王志谨都曾参与其中，但都无法改变丹阳一门在此独盛的格局。至于河南开封朝元宫作为王重阳升霞之处，在元代全真教宫观中亦享有崇高的盛誉，然而由于该宫系郝太古、王志谨一系门徒创建，因而可想这一宗系的力量更为突出。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各宗系的势力如何在宫观中繁衍，我想以刘长生一系的仙人万寿宫、丘处机一系玉清万寿宫为例，以具体展现两宗系繁衍的历史过程。［ 张广保：《金元全真教祖庭研究》，《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2.仙人万寿宫——刘长生一系的繁衍
      位于山东邹县一带的峄阳山，峰峦迭翠，洞穴玲珑，道书尊为妙光洞天，系享誉海内的名山，金元时期全真宗师刘长生一系的门徒在此创建仙人万寿宫。此宫由金迄元绵历一百多年，长期香火旺盛，门徒一直维持百人以上，元时并有多位高道获赐真人，乃刘长生一系全真教弘道重镇，堪与该宗祖庭灵虚宫并驾齐驱。关于此宫，陈垣《道家金石略》録有《仙人万寿宫重建记》、《崇德真人记》、《明德真人道行之碑》等三通碑文，［ 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62、763～764、765～766页。］立石的时间均在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碑文忠实地记载了仙人万寿宫在金元时期的盛衰变迁，尤其是《仙人万寿宫重建记》，碑阴録有该宗的传承谱系，这就为我们研讨此系在金元时期的繁衍提供连续性的素材。
      据碑文所载，仙人万寿宫传承的宗系为：重阳全真开化辅帝君王嚞——长生辅化宗玄明德真君刘处玄——崇真大德灵隐真人王贵——淳然体道明德真人史志道、通玄大师保真子赵志古——崇德真人李志椿、希和真人杨道远——李道实、谷道玄。又据朱象先所撰《明德真人道行之碑》记载，仙人万寿宫由刘长生门下、崇真灵隐真人王贵所开创，创始时间当在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之前。金元易代之际，由于战争的破坏，道侣星散，宫观化为灰烬。王贵亦于其时仙逝。惟有淳然子史志道与二三道友，于中艰难维持。战争结束后，史志道乃继承先辈遗志，致力恢复、拓展宫观基业。他率领门徒，“相与经营垦辟，朴斵缔构，日改月化，新秘殿，创云室，辟田畴，萃冠褐，清规整整，靓然为一真游之馆。”［ 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65～766页。］这次恢复性的重建可谓仙人万寿宫历史中的##中兴。重建之后，全真掌教宗师正式赐予仙人万寿宫号。至此时该宫已有门徒百人，较前此的规模有所扩大。史志道仙逝于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0），享年八十六，平生度弟子数百人。其后其弟子李志椿、杨道远，及志椿弟子李道实、谷道玄，对宫观续加扩建：

      于是樽费度材，搜补遗阙，于宫于观，于邹城，于炉丹峪、匡家庄、狼□村，皆赡宫恒产之所。修创大小凡百余楹，、丈室、庖湢，罔有弗具。［ 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62页。］

      此时仙人万寿宫已非单座宫观，而是包括众多下院别业例如蒋庄通玄观在内的一组庞大宫观群。其势力早已延伸至周围地区，像邹城、炉丹峪、匡家庄、狼□村都有其宫观产业。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仙人万寿宫的几次扩建，宫内道众都躬亲其事，全力参与兴建的劳作。直到元代后期，其徒仍然“畊耕以供盂粥”，秉承早期全真教躬耕自作、不假食于人的淳朴教风。这或许是该宗能够自金至元百多年不断繁衍壮大的奥秘。李志椿逝于元贞二年（1296），度弟子百余人。作为刘长生宗系在山东的重要传承，仙人万寿宫与当地蒙古宗王世代维持良好的关系，累代都得到他们的护持与加封。例如史志道于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仙逝后，寿王即追赠其为淳然明德真人，其后1296年李志椿仙逝，脱脱大王又赐予明真和阳崇德真人。这一系自刘长生始三代弟子都拥有尊贵的真人封号，都是由于宗王们护持的结果。而从全真教方面看，由于仙人万寿宫处于上述蒙古宗王的份地中，因而与这些宗王们建立友好关系也有助于本宗的发展。
      3.玉清万寿宫——丘处机一系在山东沂州的繁衍
      由于丘处机于七真之中##为晚逝，加之伴随西行觐见的成功，丘门一系的全真教##获得蒙古统治者的蔽护。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全真教各宗系的发展规模，促使丘门一系在蒙元时期迅速繁衍，并在元代相当长的时段形成一枝独大的局面。自大蒙古国直至元代初期，丘门一系都垄断全真教大宗师的职位［ 丘处机之后，蒙元时期前几任全真教大宗师诸如尹志平、李志常、张志敬都属于丘处机一系，直到马丹阳一系的王志坦接任掌教大宗师纔打破这一局面。更多信息请参考张广保《蒙元时期全真教大宗师传承研究》，《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92～249页。］，一时之间，全真教总部——燕京长春宫实际上成了丘门一系的大本营。直到出身于马丹阳一系的王志坦接任（又同为马丹阳一系的孙德彧也于公元1313接任掌教宗师），纔打破了这种垄断局面。自此之后，刘长生一系的祁志诚、苗道一、完颜德明，郝大通一系的孙履道都先后接任掌教大宗师。这说明在世祖至元年间之后，丘门之外的七真其它各系也都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纷纷迎头赶来，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尽管七真门下各宗系存在发展上的竟争，然而这种教门之内的竟争，并未损害他们对于教派的整体认同。对以五祖七真这类标示全真教身份的神灵谱系，以三教合一、功行双修这类归属本门的新教义，及##以性命双修作为内丹修炼根本宗旨的修练法门，各宗都是共同认同的。这就##全真教作为一个整体不至于在各宗系相互竞争中产生分裂。
      金元时期当丘门大本营——燕京长春宫获得蓬勃发展的同时，留守山东的丘门弟子希夷大师乔正忠、希真大师刘正清，也以沂州玉清万寿宫为基地，将丘处机宗系法脉在沂州广加传布。据时天锡所撰《玉清万寿宫记》［　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72～773页。］，乔正忠、刘正清都是丘处机的亲传弟子，两人在元太宗之前就应当地官员的邀请接管沂州城中##的神霄道院，该院始建于北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此时因为战火的摧残，业已荒废。当地官员得知乔正忠、刘正清，均系长春弟子，且“道业高迈，戒行精严” 之后，乃请其主持。这实际上是蒙元时期全真教宫观扩张的一个##为典型的模式。此后二人乃以该宫为根基逐步实行扩张，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传承宗系。他们扩张的步骤是这样的：##于太宗十三年（1241）花钱购买邻观的范氏园地，这就初步扩大了宫观规模。接着又于1244年，创建正殿五间，正堂三间，并夹以翼室。经过这番修建，该宫已初具规模。定宗三年（1248），经道教所札付，重新获得神霄玉清万寿宫的宫额。此后又增建先天观、颐真观、长春观，以作为神霄玉清万寿宫的下院，并增置长春、辅真二庄作为赡养别业。其时神霄玉清万寿宫已颇具规模，乔、刘二大师亦各获赐紫，荣任沂州道正。这是神霄玉清万寿宫##代发展史。
      神霄玉清万寿宫第二代发展是由刘正清弟子敬真子李善信完成的。他十岁出家，以法箓自重，并擅长斋醮，精通医术。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李善信接任沂州道正。他对神霄玉清万寿宫建设的贡献，乃是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对正殿进行翻修，并塑太上老君及左右法师、灵官像各一座。李善信逝于成宗元贞元年（1295），临终时，传位于高弟冲真大师王元亨，并授以成规。据《玉清万寿宫记》，王元亨丰姿潇洒，有超世出尘之此。此人博涉经史，入道前曾任儒学教授。他继位之后，“乃重修正殿，创起后堂，并东西两序，前后阶陛。”［ 《玉清万寿宫记》，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72～773页。］又“复于常住旧庄增置良田数顷，及苗家庄、汊口村创买田置庄二所。”［ 《玉清万寿宫记》，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72～773页。］经过王元亨的进一步苦心经营，玉清万寿宫的规模就更为庞大，触须延展的范围亦较旧更为广阔。又据《玉清万寿宫记》碑阴所附该宫《宗派之图》，李善信另还有弟子王元贞，兼任玄妙观提点。这说明其时玄妙观亦附属于玉清宫。王元亨度弟子百人，可谓大大扩展沂州丘门本宗的势力。大德十年（1307），王元亨充任沂州道判，以后又升任道正。从泰定三年立石题名看，直到公元1327年，他仍健在。从《宗派之图》看，王元亨亦续有传承，《宗派之图》中王元亨门下列有二十人。这说明直到1327年，该派的传承仍方兴未艾。［ 《玉清万寿宫记》，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72～773页。］
      4.元代全真教徒的命名通例
      虽然清闵一得将龙门派创建时间追溯至丘处机的大弟子赵道坚，但目前我们在尚未发现任何元人的材料来证实闵一得所构建的龙门派前六代传承世系，更遑论赵道坚对于龙门派的开创。正如中外学者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份传法谱系的前六代传承均存在时间链条中的空缺，与历史事实存在背离。［ 莫尼卡：《The Longmen School and Its controversial Histo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龙门派及其清代有争议的历史》）载John Lagerwey 编《Religion and Chinesr Society卷2第621-698》；森由利亚：《全真教龙门派系谱考》载道教文化研究会编《道教文化的展望》，东京，平和出版社，1994年；王志忠：《全真龙门派起源论考》，《宗教学研究》1995年第4期；丁培仁：《〈金盖心灯〉卷一质疑》，《道家文化研究》23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411～429页。］然而，我们也不可忽视元代全真教内部已出现宗派分化的客观事实。至于元代全真教徒的命名，虽然迄今尚未找到像后世派字诗那样整齐划一的谱系，但也絶不是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而是遵循一些内在的通则。像教祖王重阳对教门早期四大弟子丘、刘、谭、马法名的命定，就不是随意的。除马钰身份较其它三人较为特殊外［ 关于马钰身份在七真中的特殊性及七真中丘刘谭马四大士与郝王孙的分判，请参考张广保：《蒙元时期全真宗祖谱系的形成》，载《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香港，青松出版社，2008年，第173～205页。］，其它三人法名中间都有一个“处”字，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而郝大通、王处阳、孙不二与王重阳的关系无法与四大士相比，加之郝、王二人除重阳外又另有师承。
      除此之外，七真门下的第二、三代弟子，虽然没有以道名来标示辈份及所属宗派，但有几个字在各宗系命名时使用的频率，此即男真中的志、道、德、善、玄，女冠中的守、惠、妙等。为了更清楚地证明这点，我们不妨以蒙元时期全真教历任掌教宗师之法名为例。全真教掌教大宗师在蒙元时期自丘处机始，共经十三传，直至元代##一位皇帝元顺帝时的掌教宗师完颜德明。凡有十二位宗师执掌教门。他们都是各自所属时期的教门##，受到全真教内各宗系的共同推重。此即尹志平、李志常、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苗道一、常志清、孙德彧、孙履道、蓝道元、完颜德明。在此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这十二位掌教宗师分属七真门下不同宗系。其中有四位大宗师即尹志平、李志常、张志敬、张志仙属丘处机一系，王志坦、孙德彧属马丹阳系，不过二人的子系又不相同，前者是马丹阳—卢尊师—王志坦，后者源于陕西重阳宫，宗系为马丹阳、于善庆（志道）、高道寛、李道谦、孙德彧。孙履道渊源于汴梁（河南开封）朝元宫这一中原地区全真教重镇，其宗系为郝大通—王志谨—徐志根——孙履道，而祁志诚、苗道一、完颜德明均出于刘长生一系。其子宗系为刘处玄—宋德方—祁志诚—苗道一—完颜德明。此外另有两位宗师常志清、蓝道元由于史料匮乏，师承尚未考清。［ 请参考张广保：《蒙元时期全真教大宗师传承研究》，《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92～249页。
      蒙元时期的这十二位掌教宗师虽然分属丘处机、马丹阳、刘长生、郝太古四真门下，但法名中有“志”字者却有七位，占压倒多数，有“道”、“德”者各有两位，并列第二。只有孙履道法名有点特殊，不符合这一时段的命名规则，当然也许是因为有关他的材料太少所致，因为“履道”##有可能是他的字。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时期师徒同用志字，像李志常—张志敬是有直接的传承关系的。这类现象在蒙元时期全真教徒的命名中##为常见，像《道家金石略》收録的《朝元洞碑阴仙源图》所列丘门在华山的六代传承，此即丘处机一传綦志远，再传徐志清、常志远，三传弟子共计三十一人，其中法名中带“志”者十八人，占一半多，带“道”字者九人，带“德”字者两人，只有一人带“惟”字。第四传共列六十八人，其中带“志”者计有十八人，带“道”者有十六人，带“德”者有三十人，另有两人带“得”字。这一代弟子中带“德”者明显上升，。第五传列三十八人，带“志”者有六人，带“道”者也有六人，带“德”者有十三人，仍居多数。另有数人为道童及辨认不清。只有一人带“善”字。［ 《朝元洞碑阴仙源图》，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70～772页。］这说明此时道徒命名偏好使用“志”、“道”、“德”字，且师徒之间不嫌重复使用。
      又我们前引刘长生一系在山东邹县仙人万寿宫的五代传承，其命名通则也可左证上面的分析。该宗所列传承世系为：王重阳一传刘处玄，再传王贵，三传史志道、赵志古，四传李志椿、杨道远等，此传门人中带“志”者列有十四人，带“道”者列有二十七人，带“德”者只列有一人，带“首”者一人，另有带“守”者两人，可能系女冠。［ 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62～763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直到元代后期，全真教各宗系在命名方面都遵循相似通则，即偏好集中使用“道”、“志”、“德”三字，而且师徒不嫌重复使用。像后世那种类似派字诗之类的东西此时尚未面世。然而，这时宗派早已出现分化，那么他们又是依据什么东西既标明宗派归属，又区分辈份呢？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